唐朝有利息的借贷「老赖最后的下场」

最近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小说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。

张小敬在调查狼卫曹破延的时候，去了长安城西市的一家金银器店，而这家店除了日常买卖金银器外，还经营一项与众不同的隐形服务：

借贷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影视剧照

虽说借贷这门营生古已有之，但这家店所面对的客户，显然不同寻常。

因为全是朝中大员。

按照马亲王的描写，这家店的老板依靠借贷不仅参与到大宗贸易，也结交了许多权贵，寻常的差吏即使有心暗查，那也是不敢贸然登门的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马伯庸·著

看到这一段，我不禁想到唐朝时期的借贷之风。

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借贷并非某一时期独有，而是贯穿了整个的人类社会发展史。

无论是从最早的“以货易货”，还是后来发展出的货币交易，可以说但凡有人的地方，就有借贷这种商业活动存在。

但在唐朝，借贷这一门营生，有着与其他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特点。

主要体现在，大唐朝廷禁止官吏，乃至王孙贵族们参与借贷相关的商业活动。

《唐会要·卷八八·杂录》：应天下诸州县官，附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，并宜禁断。

因为原则上来说，大唐官吏与王孙贵族的利益，是与整个政府捆绑在一起的，比如王孙贵族出生以后不仅衣食无忧，还可从中央财政领取俸禄与生活费用，甚至是得到丰厚的赏赐，同时在法律层面也享有不等同于普通百姓的特殊权利，本质上就属于特权阶级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
而如果这些身处特权阶级的王孙贵族们，参与到正常的借贷活动中，难免就会利用自身的特权获利，进而导致市场原本的平衡被破坏。

简单来说，比如某个藩王想要放贷，那么为了获利更多，他会依靠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力，将利息刻意抬高，原本市场上的利息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，可是经由这位王爷带头抬高，那么其他放贷者也势必会跟风，如此一来整体的利息也会相应提升。

对于不差钱儿的达官显贵来说，这或许不痛不痒，可对于民间的工商业小老板们来说，那可就跟着倒了大霉，本来打算去借点资本扩大生产，谁知一问利息，就都傻了眼。

你要说硬着头皮借吧，连带着生产成本也要水涨船高，到时候想要回本顺带还钱，进一步就会提高生产商品的价格，可是同行的竞争又如此残酷，最后经营不善，不但作坊倒了，还要欠一屁股高额外债。

可你要说不借吧，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，没能跟上国家发展的春风扩大规模，导致二十年以后隔壁王老五都富甲一方了，自己还是个青黄不接的小老板，那就只能认命了。

这还只是特权阶级利用特权参与放贷，所导致的连锁反应的其中一种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为造纸，不惜变卖房产，借钱也要扩大生产规模的徐宾

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利用特权强收本息。

民间借贷双方就算产生了借贷纠纷，比如借钱一方迟迟未归还本金和利息，那也只是在民事纠纷的范畴之内。

可如果谁欠了王孙贵族的钱没还，我想会有什么后果，就不用我多说了。

自古得罪官家的人，都没有好果子吃，千百年来不外如是。

所以在大唐经济最好的几个时期，如贞观，开元等盛世，大唐朝廷曾不厌其烦的下令，要求王孙贵胄不可私营借贷，甚至是家中子弟也不可。

然而即使明令禁止，仍旧有人顶风而上，所以即使高层有心，可下面始终屡禁不止。

《旧唐书·高季辅传》：今公主之室，封邑足以经资用，勋贵之家，俸禄足以供器服，乃戚戚于简约，汲汲于华侈。放息出举，追求什一，公侯尚且求利，黎庶岂觉其非?

这段记载，说的是大唐公主等勋贵之家，虽然受封的财产足够日常所需，所领的俸禄也十分丰厚，可是仍然不顾禁令，大肆对外放贷，既然王侯将相们都带头这么干了，那黎民百姓又怎么能不效仿呢？

身份越高，官位越大，权力越大的人，也总是最不顾及法令条文的人，比如太平公主。

太平公主影视剧照

《旧唐书》里头说，太平公主最辉煌的时候，曾握有如下资产：

籍其家，财货山积，珍奇宝物，侔於御府，马牧羊牧田园质库，数年征敛不尽。——《旧唐书·外戚》

其中“质库”二字，为古代独有的名称，说白了，就是当铺的前身。

而“质”在古汉语中，有“赎买”之意，也有“典当”之意。

《玉篇·贝部》 : 赎，质也。

《说文解字·贝部》： 质，以物相赘。赘，以物质钱也。

那么所谓质库，就是一种类似“你押给我贵重物品，我就借钱给你”的商铺。

可见即使朝廷有明文规定，但权大位高的太平公主丝毫不在乎，毕竟话说回来，也没人能真管得了她。

进一步再说，古代所谓的一些禁令，对王孙贵族的约束力，在某些不可抗力面前，非常有限。

就像马亲王在小说里写的一样，民间的一些商铺，也会暗中与朝中大员来往借贷业务，一方面商铺老板帮助大员们敛财，另一方面大员们又为其提供保护。

那么在这一层关系中，商铺老板实际上是扮演着“白手套”的角色。

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即王孙贵族们通过借贷进行消费，如大宗货物，奢侈用品，王孙子弟手头上没钱，就仗着身份地位先行借贷消费，拿了商品以后，过段时间再偿还本息。

这就像是咱们现在用的信用卡，花呗借呗等。

最直接的例子，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，当年买奢侈品与豪宅成疯，且每次买都是借贷消费，竟导致他“常怀息钱数百万。”，有近臣劝他少买名贵房产，这哥们儿却听也不听，该买的还是买，钱照借不误。

下面的大臣们颇多怨言，可也没敢直言的，至于那些被李守礼借钱的小老板们有多难为，就更能可想而知了。

《新唐书·卷八十一·列传第六·三宗诸子》：守礼嗣王，始名光仁，授太子洗马……守礼惟弋猎酣乐，不领事……不甚才而多宠嬖，子六十余人，无可称者，常负息钱数百万，或劝少治居产。

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既然这些特权阶级不忌律法，暗中进行放贷的营生以此获利，甚至通过某些不正当的手段破坏市场平衡，那么大唐朝廷是否采取过相应的措施，对整个借贷行业进行过规范呢？

另外借贷双方有一方不按照契约精神，拒不偿还本息，乃至逃避本息当老赖等种种恶劣行为，如身为太子之子的李守礼，仗着身为嗣王的身份，拒绝还钱，继而导致经济秩序被破坏，在上述种种严重问题的基础上，是否有相应的办法予以规范呢？

答案是还真有。

具体的做法有如下两点：

第一，利用政策控制利息的浮动范围。

这就属于国家层面最为直接的干预手段了，如我们现在的房价调控，利率调控，都属于国家出面，凭借政策约束整个行业的发展，使各项数值指标都在合理的范围内上下浮动。

而在唐朝，出于相同的目的，也是用政策进行干预。

如大唐《杂令》中记载：

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……每月收利，不得过六分。积日虽多，不得过六分。

这话说的挺直白，但凡放贷者者，每月的利息不得超过六分，就算借贷人拖的时间有点久，也不得过六分。

这是属于《杂令》之中的规定，具备法律效益，以实际的明文规定约束整个行业。

第二，通过刑罚予以约束欠债不还。

我想，很少有哪个朝代，会出现如果你欠钱不还就挨板子的事例。

唐朝便有。

为了解决借款契约期满，可借款人仍旧未偿还，乃至恶意逃避的行为，《唐律》中有明文规定：

诸负债违契不偿，一疋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，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杖六十；三十疋，加二等；百疋，又加三等。各令备偿。——《唐律·杂律·负债违契不偿》

而后疏议曰：

负债者，谓非出举之物，依令合理者，或欠负公私财物，乃违约乖期不偿者，一疋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，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杖六十。“三十疋加二等”，谓负三十疋物，违二十日，笞四十；百曰不偿，合杖八十。“百疋又加三等”，谓负百疋之物，违契满二十日，杖七十；百日不偿，合徒一年。——《唐律疏议·卷二十六》

（注：《唐律》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律法部分，即《唐律》，另一部分则是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进行“疏议”，或者说补充与解释，即《唐律疏议》。）

长孙无忌

从上述引用内容来看，凡欠款一疋（pǐ）以上，超过二十天未还，便受笞打二十，即鞭刑。

以此类推，最严重者，甚至还要被判罚徒刑一年。

可见当时的老赖，日子更不好过，现如今的老赖，会禁止其高额消费，或禁止坐高铁，而在唐朝，那可是实打实的要挨鞭子，甚至还要蹲大牢啊。

然而即使有种种律法规范借贷行业，可仍然收效甚微，社会上依旧存在高利息和逾期不还的情况，简直司空见惯，屡禁不止。

这貌似跟现在的社会也非常相似，众所周知咱们国家也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规范此等行为，可是欠钱不还，要么人间蒸发，要么被逼到跳楼自杀的例子，依旧屡见报端。

还有以暴力手段强行催债，搞的借贷人家破人亡，这种事例我想读者朋友们也会觉得不新鲜。

那么归根结底，我们总能从历史中发现一些相同的规律。

我个人认为，造成这种利用法律进行约束，可实际情况差强人意的原因，无外乎如下三点：

第一，人类的趋利避害心理。

说白了，人在借钱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有急切的需要，如果自身的财力足够应对眼前的困难，自然也就不会走到向民间或者官方借贷这一步。

所以大多数情况下，去借钱的人，背后总有一段不堪提及的故事或原因，总而言之就是遇见难事儿了，碰着过不去的坎儿了。

虽然顺利借到钱，解决了此次遇到的危机，可是仍然身处人生的困境，于是导致无法偿还。

那么出于“趋利避害”的心理，人在潜意识中都会选择做出最无奈，也是对自己最安全的判断。

简单两个字概括：

逃避。

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，几乎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遇到困难选择躲避，正是人类在数万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所进化出的本能。

借贷不还者也不例外。

（当然我不是为老赖开脱啊，咱们只实事求是的说心理层面的原因。。。）

即使很多人心知肚明，逃避债务会受到来自债权人以及各方的压力，甚至是伤害，可是出于这种心理，就算也有法律条文禁止欠钱不还，可还是无法做到实质性的约束。

我敢想象，当时在大唐生活的一些人，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去借钱，后来无力偿还，他兴许会想：

大不了就挨板子，再不济也就坐一年牢。

反正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不还就不还了。

当然这是比较调侃的说法，但我相信肯定会有心怀这种想法的人存在。

不过只要人类趋利避害的心理存在一天，老赖肯定也会一直存在。

第二，民间与官方的借贷活动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。

以前文为例，很多暗中经营借贷行业的商铺，本质上是朝中大员的白手套。

即使他们故意抬高价格牟取暴利，事后上头追究下来，欲要法办的时候，也会有位不知名的大佬从中转圜。

因为放贷者多为朝中权贵，他们之所以能抬高利息，仰仗的正是自身权力与地位，这二者都游离于法律的边缘，属于模棱两可的利器。

自古官官相护，没人会为了抬高利息这种事情而得罪朝中大员，就算有年轻气盛的官吏想依法调查放贷的乱象，也会被人在暗中阻挠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截图

这就应了马亲王小说中的桥段：

这种金银铺子，跟朝中很多大员都有借贷关系，靠山多得很，寻常差吏根本不敢轻易上门。

本应严守法律的执法人员都不敢冒然登门，就别说相关的法律能产生多少实际的约束力了。

而牵扯其中的核心问题，还是错综复杂的利益。

第三，封建社会独有的特权阶层。

特权阶层为了牟利，虽然通过不法手段破坏了市场秩序，可是法律对他们的实际约束力并不大。

这是属于封建社会的糟粕。

如王孙贵族，本身的权力就超脱于寻常法律，而每个朝代，帝王在制定律法时，也会保证自家子嗣的特权，这是对于王权的一种维护，要让贵族与平民有所区分。

就像我之前写的，唐朝时寻常百姓再有钱，也不能让他们买到贵族所穿的衣物，车马物件都不行，因为一旦突破了那层阶级壁垒，王权就会产生动摇。

姑且这么说吧，王室贵族，有着法律所无法触及的屏障。

于是大唐朝廷颁布规范借贷行业的法律，对此类现象无法收获多少实质性的效果。

在我看来，王孙贵族参与借贷活动时，也具备普通百姓无法享有的特权，通过这些特权，使他们不会为相关法律所处罚，也不会被相关执法人员调查，甚至还为他们的放贷敛财提供便利。

这就属于时代背景的原因了。

综上所述，我个人认为，以上三个原因造就了即使大唐朝廷制定律法来约束过高的利息，甚至是禁止王孙贵族参与借贷，可仍然收效甚微。

但不得不否认，一般只有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，才会催生出繁荣的借贷行业，如果整天战火纷飞，温饱都成问题，就更别说借钱消费或者扩大生产规模了。

看来社会发展，永远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待解决问题，万事万物皆有两面性，很多看似奇特的现象，也并非现代独有，反而总能在历史中找到相同的事物。

我想，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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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
《唐会要·卷八八·杂录》：应天下诸州县官，附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，并宜禁断。

《旧唐书·高季辅传》：今公主之室，封邑足以经资用，勋贵之家，俸禄足以供器服，乃戚戚于简约，汲汲于华侈。放息出举，追求什一，公侯尚且求利，黎庶岂觉其非?

《旧唐书·外戚》：籍其家，财货山积，珍奇宝物，侔於御府，马牧羊牧田园质库，数年征敛不尽。

《玉篇·贝部》 : 赎，质也。

《说文解字·贝部》： 质，以物相赘。赘，以物质钱也。

《新唐书·卷八十一·列传第六·三宗诸子》：守礼嗣王，始名光仁，授太子洗马……守礼惟弋猎酣乐，不领事……不甚才而多宠嬖，子六十余人，无可称者，常负息钱数百万，或劝少治居产。

《杂令》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……每月收利，不得过六分。积日虽多，不得过六分。

《唐律·杂律·负债违契不偿》：诸负债违契不偿，一疋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，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杖六十；三十疋，加二等；百疋，又加三等。各令备偿。

《唐律疏议·卷二十六》：负债者，谓非出举之物，依令合理者，或欠负公私财物，乃违约乖期不偿者，一疋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，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杖六十。“三十疋加二等”，谓负三十疋物，违二十日，笞四十；百曰不偿，合杖八十。“百疋又加三等”，谓负百疋之物，违契满二十日，杖七十；百日不偿，合徒一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