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原无人区有多可怕「青海互助疫情最新情况」

奔跑在可可西里的藏羚羊。 新华社发

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卓乃湖保护站，工作人员才文多杰在给藏羚羊幼仔喂奶。 新华社发

在青藏高原，每年5月开始，怀孕的母藏羚羊会陆续跋涉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，到产仔地分娩，到了7月，它们带着新生的羔羊返回栖息地。成群迁徙的藏羚羊，在高原的旷野奔跑，形成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景象之一。

历史纪录中，藏羚羊的数量曾超过百万只。但由于盗猎、人类活动等原因，这个古老的物种一度面临灭绝的危险。为保护藏羚羊，1988年国务院发布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，将藏羚羊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严禁非法猎捕。此外，政府还在藏羚羊重要分布区先后划建了多处自然保护区，并成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。

2016年，反映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最具权威的指标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，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从“濒危”降为“近危”。“近期青藏高原藏羚羊种群数量从7万头增加到30万头，‘万羊齐奔’的壮丽景象复现。”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8月18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。

面临威胁

昂贵的“沙图什”和猎枪下的藏羚羊

藏羚羊独特的身体构造，让其可以在条件恶劣的无人区生存，但它也因此受到来自人类的威胁。

由于世代生活在高原环境中，为抵挡酷寒，藏羚羊身体上生长有一层保暖性极好的绒毛。藏羚羊绒因为轻软、纤细、弹性好、保暖性极强，被称为“羊绒之王”。

在印度，藏羚羊绒被加工为一种叫“沙图什”的披肩，20世纪末，昂贵的“沙图什”被西方上流社会当作富贵的象征，一条披肩价格最高可达2万美金。

一条“沙图什”披肩，需要3-5只藏羚羊的绒毛，而制作“沙图什”所用的羊绒，主要靠盗猎获得。在交易中，一张藏羚羊皮的价格远不及成品披肩，仅有几百元人民币左右，但这仍引发了盗猎者对藏羚羊的屠杀。

盗猎者利用藏羚羊在繁殖期母羊集结成群的习性，大量对其进行捕杀。此时，许多小羊正孕育在母羊腹中，藏羚羊的种群繁衍受到极大威胁。根据中国有关部门查获的藏羚羊皮、绒数量和各有关单位在藏羚羊分布区发现的藏羚羊尸骸情况分析，在1980年至2005年的二十多年间，每年被盗猎的藏羚羊数量平均在两万头左右。

有关专家统计，1995年，中国藏羚羊数量曾断崖式下降到仅余5万-7.5万只。

除盗猎外，藏羚羊的种群生存还面临其他威胁。

2003年，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个科研项目团队发现，在藏羚羊的栖息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内，由于放牧区域不断扩大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及生存空间日益缩小。

此外，由于气候变暖，18年前，可可西里保护区内已经出现了冰川加速融化，温度升高，湖泊水位明显上涨及大面积土地沙化，科学家认为，这种变化可能导致某些传染性疾病流行，使种群自然死亡率上升，还可能引起食物资源进一步减少，使野生动物间竞争加剧，种群数量下降。

拯救“精灵”

打击盗猎，建立自然保护区

近些年藏羚羊种群数量的增加，离不开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政府各部门、环保机构、研究学者所作的努力。

1981年，中国加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，政府随即严格禁止了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。

1988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颁布后，国务院批准发布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，将藏羚羊确定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严禁非法猎捕。

此外，为了保护藏羚羊和其它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动物，中国先后成立多个自然保护区。1983年成立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1992年至2000年，羌塘自然保护区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先后成立。

一系列措施中，打击盗猎尤为关键，也危险重重。1992年，时任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·索南达杰，创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——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（别称野牦牛队），打响了反盗猎、反盗采的第一枪。

索南达杰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，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，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猎集团八伙人。1994年，他在与盗猎者的搏斗中牺牲。

多年来，为了打击非法捕杀藏羚羊的犯罪活动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。在西藏，羌塘及有藏羚羊分布的有关地、县、乡分别组建了保护区管理局、分局、管理站。据央视报道，从1999年到2003年，西藏用于保护藏羚羊的设施建设、配备的各种装备以及人员经费等累计投资达6000多万元；5年中，共破获藏羚羊盗猎案件346起，判刑18人。

今年9月，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书记、主任、森林公安局政委布周表示，巡山是反盗猎最有力的措施，如今，保护区工作人员每年大规模巡山仍保持在12-15次。布周介绍，2009年后，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再没有听到盗猎的枪声。这十几年来，实现了盗猎案件“零发生”。

保护升级

救助藏羚羊幼仔，修建迁徙通道

由于反盗猎取得明显成效，目前藏羚羊保护工作的重点开始向实施数字化管理、科学保护、科学研究、科学检测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移，布周在媒体采访中谈到。

近年来，藏羚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手段，为藏羚羊的产仔和迁徙保驾护航。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，巡山队员们负责照料与羊群走失或失去“妈妈”的藏羚羊幼崽。等到藏羚羊幼崽长大，队员们对其进行野外适应训练后，就把它们放归自然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从2002年到今年7月，救助中心已经累计救助各类野生动物600多只，放归藏羚羊50余只。

此外，青藏高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充分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、迁徙规律考虑在内。

据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黄弟福介绍，在青藏铁路设计时，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活和迁徙，对于穿越可可西里、羌塘等自然保护区的铁路线，尽可能采取了绕避的方案。同时，根据沿线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、迁徙规律等，在相应的地段设置了野生动物通道，以保障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、迁徙和繁衍。

建设完成后，青藏铁路共设置野生动物通道33处，有桥梁下方、隧道上方及缓坡平交3种形式。

从2003年青藏铁路修建之初，陕西省动物研究所（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）研究员吴晓民和其团队就开始跟踪监测、评估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对藏羚羊的影响。吴晓民告诉南都记者，在青藏铁路建设初期，藏羚羊对野生动物通道不熟悉，比较警惕，基本要在附近徘徊两三天才能通过。他说“大多数野生动物通道在桥梁下方，藏羚羊天性怯懦、机警，由于它们从没见过桥梁，会因为害怕桥洞下的阴影而不敢通过。”跟踪观察几年后，吴晓民团队发现，度过适应期后，藏羚羊仍会在通道前短暂停留。

专家建议

减少人为因素对藏羚羊的干扰

随着对藏羚羊研究的深入，吴晓民还发现这些年随着对藏羚羊保护工作的加强、人们保护意识的提高，藏羚羊对人的防范心理减弱了。他记得，刚开始藏羚羊和研究人员的警戒距离有2千米左右，那时，一旦发现有人试图接近，藏羚羊就会飞奔而去。“现在藏羚羊逐渐不再那么怕人了，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。”吴晓民说。

谈及对今后藏羚羊保护工作的建议，吴晓民认为，西藏羌塘，青海可可西里、三江源，新疆阿尔金山四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间可以联合青海、西藏、新疆等藏羚羊分布区相关林草保护部门，定期进行科学巡护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制度，并对藏羚羊种群活动实施监测。此外，应进一步强化星空地、红外相机、无人机监测及大数据综合分析处理等技术，在藏羚羊种群动态监测及栖息地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。

他还注意到，道路、城镇的扩建，畜牧业的发展，网围栏的蔓延仍在进一步减小藏羚羊的栖息地面积，因此，仍要进一步减少人为因素对藏羚羊的干扰。

到今年，吴晓民已经研究藏羚羊20年，在他眼中，藏羚羊机敏、团结，毫无悬念地惹人喜爱，无愧于“高原精灵”的称号。他还清楚地记得，十年前，他和研究团队拍摄藏羚羊在卓乃湖产仔地的活动时，曾拍摄到一只藏羚羊妈妈，它的幼崽出生后未能成活，当羊群离开产仔地时，母羊在无法动弹的小羊周围徘徊，不愿离去，两次走远后又回到原地，最后一次，母羊跪倒在小羊尸体旁，与它告别。吴晓民说，现场看到这个画面的人，无不动容落泪。

另一个让吴晓民无法忘怀的画面是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高原上齐奔，场面壮观之极。“远远看着藏羚羊群跑来，听着它们的喘息声，感觉天地之间只有它们。”吴晓民说。

时间线

1981年，中国加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，严格禁止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。

1983年成立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1988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颁布，将藏羚羊确定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严禁非法猎捕。

1992年，时任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·索南达杰，创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——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（别称野牦牛队），打响了反盗猎、反盗采的第一枪。

1992年至2000年，羌塘自然保护区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先后成立。

2016年，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从“濒危”降为“近危”。

声音

在青藏铁路设计时，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活和迁徙，对于穿越可可西里、羌塘等自然保护区的铁路线，尽可能采取了绕避的方案。同时，根据沿线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、迁徙规律等，在相应的地段设置了野生动物通道，以保障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、迁徙和繁衍。——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黄弟福